蔡锷 ，梁启超 、谭嗣同的时务学堂弟子 ，毕业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与同学蒋方震 、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护国运动 ，曾是蔡锷与其师梁启超密谋定策的 ，二人约定，蔡锷赴云南广纳旧部 ，武力北伐；梁以笔战 ，携进步党（当时与国民党势力相当）在京沪间活动，遥相呼应。事成之后，功成身退 ，不恋勋爵 。
唐继尧 ，云南本地人，晚清秀才出身 ，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滇系军阀的代表人物 ，蔡锷1913年主动辞去云南都督后，他逐渐掌握实权 ，成为地方实力派。
李烈钧 ，江西人，父辈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 ，毕业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与黄兴相熟 ，并经黄兴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曾领导国民党“二次革命 ”中的江西战事。失败后，逃亡海外。
三人虽是同窗 ，且都曾在云南陆军界共事 ，但是出身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个人观念不同 。三人合作 ，实为形势逼迫下 ，地方实力派、进步党 、国民党三股政治势力的汇流 。但三人的这些不同点也将对整个护国运动甚至其后的国内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在辛亥革命史上，湘籍志士以尚武精神而著称于世 ，产生了一代闻名遐尔的军事家 ，其中有开国元勋蒋翊武，有被赞誉为“武圣 ”的黄兴 ，有护国将军蔡锷 ，他们不愧为战场上的英雄；而且，在这一时期 ，湘籍志士同全国各地革命志士一道 ，撰写和编辑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作，翻译了大量介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作品 ，创办了30多种报刊杂志 ，而且身体力行，大力翻印和散发革命书刊，四处演说 ，奔走呼号 ，冲破了封建舆论的一统天下，使康有为 、梁启超的保皇邪说偃旗息鼓 。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他们也不愧为舆论界的骄子 ，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本文拟对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将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为“理论鼓吹期” ，后期为“分途实行期 ”，“其所以后期得如是行之者 ，盖认为前期鼓吹演成 ” 。[1](P182)在“理论鼓吹期” ，湘籍志士发愤著述，撰写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著作 ，其中首推杨毓麟的《新湖南》 。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 ，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述。《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 ”[2](P342)，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 ，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 ，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 。他指出，列强之所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 ，不是偶然的 ，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上之远因和近因 ，“夫所谓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 。所谓历史上之近因者何？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 ”。因此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是“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 ，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 ，而是出于“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 。换言之 ，是出于经济扩张的需要 ，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民族建国主义 ”阶段，“列强之耀兵力以索取商权也 ，其始但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 ”；但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一变而为殖民主义也” ，帝国主义实行的方针就是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以殖民政略为主脑 ，而以租界政略 、铁道政略 、破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 ，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 ”。接着 ，杨毓麟还批驳了所谓白人是“优等民族 ” 、其他有色人种是“劣等之野蛮民族及衰微民族” 、“优等民族 ”侵略“劣等民族 ”是“天赋之权利使然”等谬论 ，指出这是“最无惭德的 ”“强权 ”政治。毫无疑问，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
《新湖南》作者从强烈的爱国愿望出发 ，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中国人民的卑劣手段 ，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 。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我土地以为其外府 ，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守藏之胥 ，利用我权利以适其阴谋，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窃符之使”，“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 ，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 ，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 ，满洲政府为之 ，而列强为之罗。 ”列强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污蔑为“盗贼之行径、野蛮之举动 ”，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屈辱条约和巨额赔款美化为“维持国家之安宁 ，保全外交之睦谊” ，列强与清政府已成为一丘之貉，因此反帝必须“排满” 。他说：“今日吾辈之所研究者 ，在存中国 ，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 ，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 ，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 ”[3](P613-648) 。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作为理论武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即他所说的“民族建国主义 ”来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说的“个人权利主义”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 、反对封建官坤的压迫和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 ，他十分赞赏并大力宣传“三权分立 ”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 ，有力地驳斥了康 、梁等保皇党人片面强调种族融合的所谓“合则强、分则弱 ”的反对“排满革命”的谬论；也批评了国内某些人思想上存在的那种害怕“满政府之余威 ” 、害怕革命会引起“外人之干预 ”的恐惧心理。杨毓麟把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到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 ，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 。《新湖南》一书出版后 ，“风行于世”[4](P116)，大量“传布内地 ” ，成为当时散布“最多 ” 、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 。[2](P342)
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学说 、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中等社会”中流传最广的话 ，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则是用白话写成 、更容易在“下等社会 ”中流传。凡“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 ，最为盛行 ，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政见书》及邹容的《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 ”[4](P119) ，从而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美誉 。[5](P25)
《猛回头》 、《警世钟》两书中蕴蓄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猛回头》以唱词的方式痛陈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危急形势，对于国人所处的“人命如草”、“莫保糟糠 ”的境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陈天华号召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坚定地指出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 ，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 ，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 ，做生意的放了职事 ，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 ，子药上足 ，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 ，喊的喊 ，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 ”[6](P71)
陈天华还进一步提出了反帝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即反帝不能只靠少数人去反 ，必须发动全国人民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克敌制胜 。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 ，四万万人“合成 ”一股力量 ，无论怎样强大的敌人也能战而胜之；他还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 ，“越恨他 ，越要学他，越学他 ，越能报他 ，不学，断不能报 ”。[6](P84)
毋庸置疑 ，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也是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书的重要内容。他尖锐地指出 ，清政府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守土官长 ” 。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 、铁道权 、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 。洋人全不要费力 ，要怎么样 ，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 ”。“你看满洲的政府 ，只图苟全一己 ，不顾汉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 ，你道可恨不可恨！”[6](P31)两书出版后 ，在城乡广为流传，军学各界为之轰动 ，有的学堂将其“备作课本传习 ” ，学生读之“如同着迷 ”，“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士兵读之“即奉为至宝 ” ，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 ，甚至以此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间 ，则用为歌本 ，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 ，不可言喻 ” 。[5](P130)两书再版10余次 ，仍然供不应求 。
需要指出，另一部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带政论性的著作是黄藻所编的《黄帝魂》 ，该书辑录清末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论著而成 ，比较重要的有《国民报》之《亡国论》、《中国灭亡论》 、《正仇满论》，《开智录》之《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苏报》之《驳〈革命驳议〉》 、《释仇满》 ，《国民日日报》之《黄帝纪年说》、《王船山史说申议》，黄藻自著之作品有：《过金陵》 、《燕京游记》（即《义和团与中国谱系》）。全书凡45篇 ，成为1903年“综合舆论 、画龙点睛”、“鼓吹高潮中典型著述之一”[1](P183) 。
除上述著作外 ，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翻译家及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武陵县人赵必振及其译著 。赵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 ” ，“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 ” ，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同年又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另一部著作《广长舌》，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翌年 ，他还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 ，该书介绍了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 、《资本论》和马克思 、恩格斯合著的《***宣言》等著作，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 ”。在此前后 ，他翻译的著作还有：《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 、《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 、《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扬子江流域大势论》 、《阿拉伯史》 、《土耳其史》、《巴比伦史》 、《希腊史》 、《罗马史》等10余部著作 ，成为我国较早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
还应该提及的是 ，1902年底由黄兴、蔡锷 、杨毓麟 、张孝准、魏肇文 、许直等创办的湖南编译社 ，在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宣传民族主义革命思潮方面，厥功甚伟 。20世纪初年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译著 ，如果从整体上考察 ，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较诸启蒙大师严复都有所前进，诚如章开沅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 ，湘籍志士“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 ，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学说的传播，以及对于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 ，都已经把严复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7](P7)。
在1903年前后的众多译者中 ，还有一位长沙人章士钊，他出于对孙中山领袖素质和品格的推崇 ，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所撰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加以节译 ，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 。据章氏回忆：由于章当时日语水平不高，贸然将孙中山的日本姓“中山”缀于孙姓之下 ，错译成“孙中山 ” ，“连篇记载，大抵如此称谓 ，自信不疑 ” ，“习惯自然”，“终无与易 ”，“久而久之 ，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 ” ，孙中山“亦闻而默认”[1](P207)，孙中山的名字就这样流传天下！章士钊在该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 ，实行革命者之北辰 ” ，大声疾呼“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秦力山亦为该书作序，推崇孙中山为“天诱其衷 ，天锡之勇者”[8](P91) 。此书出版后 ，“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1](P208)这部书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著作 ，它的出版 ，对于人们全面了解 、重新认识孙中山确曾起过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以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的出版为契机 ，孙中山初步确立了他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 ，从而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创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读物 ，其功亦不可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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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护国军的组织者》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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