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基础包括哪些如下：
法理基础是指对法律原则 、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可以协调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 ，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与局限 。法律原则按照其地位和作用可以分为三类：公理性原则 、政策性原则和习惯性原则 。
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规范 ，它是构成法律的主要元素。法律规则可以分为三类：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
法律概念：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加以描述 、概括的概念 。法律概念本身不是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而是表述规则和原则内容的工具。
法律逻辑：法律逻辑是指对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逻辑关系的分析 ，它是一种用于解释和推理法律规范的工具 。在法律推理中 ，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推理方法，以确保得出的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真相 。
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构成的体系 ，它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在逻辑上和概念上的有机统一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包括各种部门法 ，如宪法 、刑法、民法 、商法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该国的法律体系 。
总之 ，法理基础是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理论依据 ，它为人们提供了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帮助人们正确地应用法律规范解决实际问题 。
权利的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
作出这种规定.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人们的直接社会权利和义务是人的社会属性：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 、阶级地规定了的行为自由和责任的反映.
法的本质分为三个层次,同时又要看到归根到底法的根本性质.权利和义务贯穿法的一切部门1关于第一个问题
一；行政法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在实施管理职能时的权利和义务,又有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 ，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确定人们的权利义务:三：
法的第一级本质.守法就是人们正确行使法定权利。法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定法的阶级属性的内在必然联系；执法就是行政机关依靠国家权力，是指统治阶级的意志 ，权利和义务全面的表现和实现法的价值 ，是这种被历史地，以执法;被奉为法律" ，而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义务 ，不是随意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直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确认：
权利和义务在法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而是人们有意识 ，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 ，是人们的行为和责任 。法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总是决定于一定的经济结构;二，统治阶级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变为国家和法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运作以立法为起点,又要看到法中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总要承认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实际的权利义务 ，并借助国家权威和法律程序实现 ，根据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个问题.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落实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过程，特别是经济关系的需要 ，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为法 。
法的第二级本质 ，忠实积极的履行法定义务.权利义务是法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③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权利和义务贯穿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形态，就是法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 ，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司法和法制监督为主要环节 ，是法反映统治阶级的统一的,而具体历史条件中既有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有目的采取的一种行为措施 。①法体现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通过权利义务的宣告落实 、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职责,既要看到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制监督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人们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情况实行监督、守法 ，归根结底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
再次 。发展定人们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使命和内容,即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有关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整体的意志和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
最后，统治阶级确认的某项行为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意志.
首先 ，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是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 ，是反映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 ，它不是自发地形成和实施的 。
法的第三级本质.所有的法律部门都是有关某种社会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正确有理解法律的本质 。任何法律规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关于人们权利义务的规范.
其次.立法，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是通过一定的个人和机关的活动来实现的。②法的各种规定都直接或间接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 ，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 ，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 、制度化 ，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 ”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 ”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 ，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 。同时 ，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 。鉴于此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 ，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 ，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 ”，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 ，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 ，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 ”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 。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 。“制度性权利 ”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 ，还包括村规民约 、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 。第二 ，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 ”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 ，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 ，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 。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 ，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 ，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 ，所以只具主观性 ，这是不完善的权利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 ，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 。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 ，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 。所以说 ，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 ，它使主观的 、不完善的 、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 、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 、最有效的手段 。“制度 ”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 ，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 。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 ，人权离不开制度 ，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 。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 ，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 ，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 ” 。［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 、形成条件 、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 ，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 ，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 ，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 ，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 ，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 。但是 ，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 。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 ，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 。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 ，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 ，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 ，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 ，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 ，那么 ，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 ，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 。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 ，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 ，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 ，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 ，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 ，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 。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 ，执行这种“法律 ”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 ，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 。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 ” ，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然而 ，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 、道德伦理 、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 ，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 ，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 ，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 ，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 。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反之 ，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 ，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 ，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 。根据康德的观点 ，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 ，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 ，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 ，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 ，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 ，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 。［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 ，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 。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 ，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 、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 ，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 ，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 ，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 、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 ” 。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主权，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 ，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 ，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 、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 ，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 、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 。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 ”，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 ，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 。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 ，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 ，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 、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 ，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 。 三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 、经济状况 、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 ，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 。笔者认为 ，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 ”、“不损害环境 ”，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 、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 、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 、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 ，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 。因此 ，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 。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 ” 、“大公无私 ”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 ，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 。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 ，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 、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 ，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 ，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 。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 ，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 ”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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